我第一次真正看懂那件事，是在我十七岁那年。

公民课，老师播放了一段「经典案例」的纪录片。画面切得很干净，字幕清楚，旁白平稳。没有血腥，没有哭声，只有示意图和法条。老师按下暂停，指着萤幕说：「这是一个关于防卫过当的典型案例，社会曾因此修法。」

同学们低头抄笔记。

我没有。

我盯着画面里那个模糊的背影——被押走的男人，肩膀有点歪，走路不快。旁白说他「情绪失控，逾越界线」。那句话像一个盖章，盖得很轻，却把整个人压扁。

下课时，有同学转过来问我：「你觉得呢？如果是你爸，你会不会也这样？」

我没有回答。

因为那个问题本身，就假设了距离——假设父母只是选项之一，假设你有时间思考，假设你能站在安全的位置，替别人的一秒钟下判断。

回家路上，我一直想起妈妈的背影。

她总是走在我前面半步。不是因为她走得快，是因为她会先看路。人行道的坑洞、路口的车流、陌生人的视线，她都会先挡一下。这些年我才慢慢懂，那不是紧张，是训练——一种被迫学会的警觉。

那天晚上，我问她：「妳会后悔吗？」

她正在折衣服，手停了一下，又继续。很久之后，她说：「后悔什幺？」

我说：「那天。」

她没有擡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「如果后悔，就代表我希望你不存在。」

我没有再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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