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外的第一个早晨，天还没亮就有人到了。

不是动员的游览车，没有统一的背心，没有谁在台上发号施令。是一台又一台摩托车停在路边，是捷运站出口涌出的上班族，是推着婴儿车、背着尿布包的父母。他们的脸不像来抗议，像来守灵——守的是一种说不出口的直觉：如果那天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己会不会也被送进监狱？

警戒线后，第一排站着一个老先生，手里举着纸板，字歪歪斜斜。

「不救家人，要救谁？」

记者把麦克风递过去，他没有看镜头，只盯着法院那扇门。

「你们一直说比例、一直说克制。」他说得慢，像怕字太快就会散掉，「我问你——他老婆倒在地上，他小孩在哭，他要怎幺克制？」

旁边一个年轻妈妈接话，声音尖得像被扯裂。

「所以以后遇到拿刀的，我们要先看法律条文吗？」

「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在『必要范围』内？」

「如果我老公冲上去救我，他也要坐牢吗？」

没有人回答。因为答案太清楚了。

人群越来越厚，像潮水，不是冲，是挤，挤出一条共同的呼吸。警察的盾牌被推得更近，肩膀相抵，汗味混着雨衣的塑胶味。有人开始喊口号，但口号不像政治，像求救。

「我们也是父母！」

「你今天关他，明天轮到谁！」

广播车上有人拿着喇叭，声音发抖：

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」

「我们是来问一句话——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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